贾德江
谈到画驴，人们立即会想起绘画大师黄胄先生笔下的水墨毛驴。这位崛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物画大家，是一个极富创新意识的艺术家，不仅精于人物，也善画动物，尤以画驴名震遐迩。他是怀着对新生活的热爱之情，投身于现实生活之中，把速写的观察方法和表现形式引入中国画的创作中，所画人物、动物、造型准确生动，笔墨豪放自由，打破了以往窒息创造精神的陈规，使传统中国画贴近了现实生活，贴近了人民心灵。他不仅开启了人物画的一代新风，也开创了水墨毛驴的表现性意象绘画特征的先例。他的艺术，脱颖于上世纪40年代，成熟于50年代至60年代，至70年代中叶以后更趋于完善。他的独特画风，影响着中国画坛好几代人的绘画风格。
陈联喜善画人物，也精于写驴。他的水墨毛驴，无疑是沿着黄胄先生的创造性思路一路走来的，最直接地继承了黄胄先生笔墨的激情性，审美的现代性和结构的开放性，体现在他以毛驴为题材的作品中的文本特点是在天趣盎然中以意为主的自由抒写，是不拘形似，不为法囿的随心所欲，是远离物象“形”的束缚而向“心象”的自由转换与提升，是在“泼、写、点、 ”中以运动性、不确定性与模糊性去选择笔墨秩序、形式与空间结构，在水墨淋漓的具象与抽象结合的意味中获得水墨更为纯粹的意义。
曾为军旅画家的陈联喜告诉我，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新疆军区工作期间，就有幸结识黄胄先生，有一段亲密接触，聆听过这位艺术大师的谆谆教诲，感受过大师笔下水墨毛驴神形兼备的精彩。或许这就是引发陈联喜潜心于水墨毛驴探索与研究的动因。当然，更主要的原因还与他生活在广袤大漠、茫茫草原的地域环境相关。他在新疆生活的近十年中，亲身感受到少数民族同胞对毛驴的偏爱，毛驴已成为他们的朋友，已成为他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伴侣。陈联喜由衷地喜爱驴憨拙可爱的纯真和种种不可言喻的生命的状态，他更喜爱驴的“历经世上坎坷路，不向人间诉不平”的忍辱负重的精神，这正是画家自我精神的寄托与写照。由爱驴到写驴，也是画家对这种高尚的“毛驴精神”的赞美和颂扬。
陈联喜画驴是很下过功夫的，主要影响来自于黄胄。当他对着黄胄的《百驴图》等作品进行无数次的临摹和揣摩时，他发现黄胄的水墨毛驴之所以独树一帜，之所以能对传统有重大突破的奥秘不外乎三点：一是对传统文人画笔墨的尊崇，二是对表现对象形貌结构的熟悉；三是缘于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与感受。黄胄的水墨毛驴最终达到了尽情尽性，超然象外的境界，那是因为表现对象已经在画家的心灵中同笔墨达成一种意味上的默契，而那形象早已是烂熟在心，因此他才能对传统采取继承与创造的态度，以超乎常人对“形”的第三和对表现性的知悟能力，把驴的形象结构溶化在自己的笔墨里，形成独特的风貌而名满艺林。
毫无疑问，陈联喜在黄胄那里受到了直接的启发，除了对元代以来的水墨写意传统和书法之道进行有计划的悉心锤炼外，平日里，他衣兜里总是揣着速写本，紧紧抓住“写生”这一重要环节，从观察开始，从解剖开始，从静态到动态，从肌肉到骨骼，从外形到精神从单驴到群驴，坚持不懈地到生活中汲取源头活水。从北方山林到南疆戈壁，从内蒙古草原到塔里木河岸，凡是有驴的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回来之后，诉诸笔墨，已不是对前辈作品的模仿与复制，而是把画驴作为探索中国画笔墨的试验田，通过反复拣习，掌握规律，以此攻克笔墨关，寻求造形与笔墨，写实与写意的兼容统一。正如石鲁所云：“生活为我出新意，我为生活传精神”。陈联喜笔下的毛驴所以憨态可掬，活灵活现，生动可爱，都是他注重对“写生”的观察和实践的结果，都是他在吃透传统精神的基础上敢于放笔直取的使然，也是他获得成功的真谛。
陈联喜画驴，以水墨大写意为主，下笔果断，施墨润泽，墨中见笔，笔中透线，笔墨交融以求神趣，墨色幻化以求韵致，显示出有骨有肉的笔情墨趣。驴的形象千姿百态，万种风情，或聚或散，或藏或露，或健步前行，或顾盼传情，时而让美丽的姑娘跃然纸上，时而又让风趣的老人再现腕底，整幅画作在经意与不经意中一气呵成，尽显驴的神韵与精神。其中笔痕墨迹之美，意象氤氲之美，呈现出特有的艺术个性。无怪乎他的老师刘文西和刘大为都异口同声地给予了充分肯定，称他的毛驴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
分析陈联喜的毛驴作品，牵涉到一个意象造型的问题。写意与造型之间有着巧妙的联系。笔墨的取势有时可忽略结构，同样具备表现力。造型准确是写实的基础要求，否则便不能再现客观的真实，但同样以势代形、以势略形的造型意识如果表达了鲜明的感受，实现了得意忘形的主观表现的真实，则符合了写意要求。陈联喜画驴明显地趋向于后者，贵在似与不似之间。经过“学院派”的教育，有着扎实地造型功力的陈联喜，并不以西方写实观念为标准，而是在认真研究中国传统过程中，对于古人“不求形似求神韵”的写意精神有了深入的理解。比如，他在徐渭《驴背吟诗图》中看到，所写的驴子并不介意结构的准确，却情趣天真，笔墨流畅，观之栩栩如生，气韵天成，不失为千古绝唱。在陈联喜看来，古人虽不能写形，却能画意，此当是中国画的一绝。唯其在写实的基础上与写意结合，做到教学相长的统一，才是中国画发展的正途。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的毛驴作品既以写实为主体为基础，又融进了无明清山水花鸟不满足于写客观之真而致力于抒写强烈感受的文人写意传统，又在充分发挥笔墨传情效能的同时，高度研究造型的基础作用。
应该指出的是，陈联喜画驴的着力点已不在于形的真实，而在于神的追求，强调对表现对象的提炼与概括的大感觉，缘于形又离于形，娴熟地使用泼墨、破墨、渗化等技巧，并对水墨在生宣纸上偶然出现的性象适时地加以控制，出神处予以醒笔勾勒，充分被调动起来水墨自律性极大限度地体现驴的形与墨的意趣，绘画的过程是在一种十分自由而酣畅的状态下完成的，墨气游动，意象模糊，却神形毕现。在这里陈联喜找到最适合表达毛驴的用笔方法：尤其在“百驴图”中，可见其放笔直取，不失点睛致微，法随“我”变，妙在以意求神。
作者系著名评论家、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