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决定命运

                                                                  朱亦秋
    过去，常听人说：父母是无法选择的，但自己的人生道路是可以选择的。这是我们那一代“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们经常受到的训诫。这里讲的选择是指政治选择，是和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休戚相关的。但是，除了这种政治选择之外，我们还面临着许多不堪回顾的无奈选择。
    我从小爱好文学。上中学时就写了不少诗歌，后来还写过散文、小说和剧本。记得，还写过一本长篇叙事诗。可是，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当我看到许多作家和老师都因文字而遭受横祸时，吓得我决定放弃文学，一把火把自己多年写的稚嫩的诗稿文稿全烧光了。
然而，我是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人，并不甘心从此无所事事地混日子。经过一番思考，我决定选择自学绘画和自学英语。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不过，正是这个选择决定了我下半辈子的人生道路。自学英语，使我后来成为一名中学英语老师；自学中国画，也终于使我成了一个中国画家。
    我为什么选择自学中国山水画？除了喜爱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逃避现实，逃避文祸。我当时以为：画人物画无法逃避政治，而去画山山水水，花花草草总可以逃避那残酷无情又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了吧。
    现在想想，当年我的选择虽很幼稚，但也很有代表性。中国长达几千年的专制文化一直在逼迫着文人画师们作出无奈的选择：要么走上仕途，去充当统治者的附庸，去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去媚俗，去混世。要么选择逃避，甚至隐居山林，浪迹江湖，尽可能追求思想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中国历代大批文人画师选择了后者，我也选择了后者。从这里我体会到，中国文人画的一个最本质的特征正是精神大逃亡。
    综观历史，中国的政治史是一部跨朝越代延续了几千年的皇权专制政治史；中国的文化史也必然是一部跨朝越代延续了几千年的专制文化史。正因为此，中国文人的精神大逃亡也理所当然地跨朝越代地延续了几千年。从伯夷叔齐逃进首阳山、屈原沉江、嵇康打铁、阮籍醉酒、陶潜归隐、直到八大山人出家做和尚，这种精神大逃亡也始终一脉相承，代代相传。
历代文人画师们的精神大逃亡既是为了逃避现实政治的迫害，更是为了追求人格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也正是有了这种追求，历史成就了他们，也同时成就了文人画，使之取得辉煌的成果，成为一座耸立于天际的艺术高峰。中国文人画无论是在创作实践的探索上，还是在创作理论的研究上，都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人才和作品，璀璨夺目，彪炳画史。关于文人画成就画界论述众多，这里不再细述。
    我今天只谈谈自己学画过程中注意到并绕不开的中国文人画传统中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文人画追寻和营造心灵桃源的空想品质。清初画僧石奚谷的一首题画诗道出了文人画的本质：
    十年兵火十年病，消尽平生种种心。
    老去不能忘故物，云山犹向画中寻。
    历代文人画师们不甘沉沦在严酷的专制文化的现实中，力求摆脱和超越它。于是，文人画成了他们的精神庇护所，心灵避风港。他们企图以一纸平安来化解人生的凶险，以一纸富贵来慰籍世俗的追求，以一纸理想来超脱现实的困苦，以一纸美丽来掩盖社会的丑恶。
这种逃避，让他们有足够的宁静去探索艺术思想和笔墨技巧，使文人画达到了很高的精神境界和艺术水准。然而同时，又正是这种逃避使他们脱离了社会，脱离了大众，并也限制了文人画的成就。自宋元文人画兴起后，中国人物画就逐步走向衰落，因为人物画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毕竟太紧密了。而在中国山水画花鸟画的创作中，也有一种与现实生活越走越远的倾向。从最初的人与自然的天真和谐（如董源的《夏山图》）发展到文人的逃世退隐（如李唐的《采薇图》、沈周的《庐山高图》）再走到心灵桃源的破灭（如徐渭的水墨葡萄）。这种远离现实退入心灵的自我封闭、自我喧泄的倾向给中国文化艺术带来了不可轻估的消极影响。
    当然，文人画的这种倾向是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走向分不开的。具体地说，是与宋元以后的儒家理学化，禅宗世俗化及道教巫术化分不开的。这个问题太大太深，也不是我这篇短文能够承担的。
    史称“扬州八怪”之首的郑板桥曾在给其堂弟的家书中大声疾呼：“写字作画是雅事，亦是俗事。大丈夫不能立功天地，字养生民，而以区区笔墨供人玩好，非俗事而何？……王摩诘、赵子昂辈，不过唐宋间两画师耳！试看其平生诗文，可曾一句道着民间痛痒？”
我以为，郑板桥是文人画家中难得的清醒者，他的话掷地有声。不仅仅王摩诘、赵子昂只是文人画师而已，后来的许多文人画家如董其昌、王原祁之流也都是不关心民间疾苦的人，甚至是借助权势欺压百姓的人。郑板桥的大声疾呼，引出了本文的第二个问题：中国文人画的堕落和变质。
    文人画的堕落和变质表现为从逃世走向玩世，从理想变为庸俗。晚期的文人画师们“醒悟”了，他们知道，在专制文化的恢恢天网中他们再也无处可逃，还是回到尘世游戏人生为妙。于是，文人画就迅速地市井化和宫廷化了，大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隐居山林的高人回归了，媚世的官僚和逃世的隐士合二为一了，大家一起来玩世。
    中国人是善变的，善忘的，更是善玩的。不仅玩文学，玩艺术，玩历史，更玩人生。于是乎，一个“玩”字，成为文人画末流的最高境界，许多画家都以玩为荣，有的大言不惭，作画逸笔草草就是玩，有的自谦是戏笔戏墨。于是乎，清末八旗子弟流落市井的那付玩世丑态、玩世伎俩竟统统变成了文人画末流画家的处世绝招。然而，玩是有代价的，玩物丧志，玩人丧德，玩史丧国，玩艺丧格。
    可惜，许多人至今也不明白，这种玩世艺术的出现，正是专制文化钳制的恶果，也是专制统治者追求的目的，而并非是“多元化”自由开放的鲜花。娱乐化就是愚昧化。把广大民众引导到玩世的娱乐大宴和举世狂欢中，正是为了让广大民众和知识分子愚昧化，也正是专制文化的长治久安之策。因而，我以为，文人画的堕落不仅仅表现在笔墨技法上的程式化，更表现在创作思想上的娱乐化和文人画家的愚昧化。
    我学中国画，一无家学，二无师承，更没机会进美术院校深造，完全是业余自学成才。这次，在出版画集之际，我回顾学画经历，审视以往的作品，觉得也有一点可取之处，那就是有乡土情，有生活味，有平常心，而没有那种旧文人的情趣和作派。在形式和笔墨技法上，我也不是只学一家，更没有亦步亦趋，人画亦画，而是时有创新的冲动，走自己的路，画自家山水。然而，我恨自己无能，限于思想深度和技法水平，我画不出亲身经历的许多震撼人心的生活场景，更画不出心中常常涌现的美丽画图！我还常产生一种无法挣脱传统文人画的束缚，跳不出这一个“如来佛手掌心”的痛苦和困惑。
    最后，我又回到决定命运的选择上来。现在，面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中国画坛的繁华和纷乱，面对中国传统文人画的堕落和衰败，面对几千年文化专制的残存余威和现代市场专制的大力登场，面对国际文化大潮和中国传统文化势力的双重冲击，我知道，自己又面临着新的选择。我在思考，我的有生之年艺术之路该怎么走？中国画的发展之路又该怎么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