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敬竹：张仃,从岁月深处一路走来

    张仃先生住在北京西郊的山林中，房子是按照他喜欢的北欧民居风格建造的，不大的院子里种满了花草树木，白发苍苍的张仃每天身穿蓝色土布中式衣衫，或是在书房里写字，或是看书读报，或是坐在藤椅上手握烟斗静静地抽烟。作为一位世纪老人，张仃已经整整 93 岁了。按常理，人老了，会喜欢怀旧，喜欢回忆从前的时光。可张仃不这样，每天还在忙着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像个匆匆赶路的旅人，顾不上停下脚步，回望留在身后的长长足迹。
    特殊时代选择了漫画
    张仃从小就对绘画有着浓厚兴趣，15 岁那年只身来到北平美专学习，作为一名热血青年，他身在京华，内心却对被日军占领的家乡东北充满了惦念，沦亡之痛和社会黑暗使他内心有着说不出的苦闷与痛楚。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下，他渐渐喜欢上了表达进步思想、揭露社会黑暗的有力武器——漫画，并由此开始了自己的漫画创作。
    张仃回忆说：“那时我是个流亡学生，生活很苦，校董刘半农见我对漫画痴迷，感觉我有创作才能，就介绍我到《世界日报》从事广告设计，半工半读。这帮助我解决了生活上的困难，也使我更多地接触了社会。”张仃创作的漫画，都是揭露社会黑暗、要求抗日的。1934 年张仃与同学组成战地宣传队到山海关东北军驻地宣传抗日，积极组织左翼美术活动，加上他的漫画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引起国民党不满，以危害民国罪被判刑三年半。他利用狱方让他办“自新”报的机会，继续创作抗日和揭露社会黑暗的漫画。后经朋友多方相救，张仃被保释，他设法将 40 多幅漫画带出监狱并在北京举办展览，引起很大反响。  
    1936 年春，张仃辗转到了南京，由张恨水介绍到《中国日报》和《扶轮日报》画漫画，从此开始自由撰稿人和职业漫画家的生活。为《扶轮日报》画时事漫画，隔天一张，每张一块大洋。为了创作，他晚上苦苦守候在报馆前，等中央新闻社发布时事新闻，然后回去进行构思创作，常常要到深夜才能画出满意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张仃在当时的漫画圈里渐渐有了名气。张仃在晚年回忆说：“有一件事让我难忘，当时我创作了两张漫画，寄给《生活漫画》被退回来了，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寄给了张光宇主编的《上海漫画》，没想到几天后，我在街头书摊上看到新出的《上海漫画》封面是我的作品，还是彩色珂罗版，这对我鼓舞很大。”
    抗战爆发后，张仃参加了叶浅予组织的抗日漫画宣传队。从上海到武汉后，在周恩来、郭沫若的指导下，张仃积极从事漫画创作与宣传活动，还参加了全国漫画作家协会战时工作委员会，编辑全国漫画运动的中心刊物《抗战漫画》。他创作的漫画《收复失地》，被制成木版，在全国印发。张仃的漫画，以犀利的画笔、鲜明的个性，给当时的读者留下了深刻记忆。叶浅予先生评价说：“张仃这个名字在 30 年代的漫画界初露头角，发表了大量针对反动政策的讽刺画，很快成为漫画界中坚力量”。张仃说：“那时的漫画家们带有强烈的爱憎感情和社会责任感，将个人命运同民众疾苦和民族存亡融为一体，表达的是大众的普遍情感，发出的是人民的呼声。我把创作的每一张漫画都当作武器，向黑暗社会宣战。我常常觉得自己像一名士兵，是在为心中的理想而战斗。”
    把天安门作为国徽主体的艺术设计
    1938 年，张仃奔赴延安，他给毛主席写信要求工作。毛主席给他回信，要他去找周扬，他被周扬安排到鲁迅文学艺术院美术系教学。后又到丁玲主持的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萧军在“文抗”成立了一个鲁迅研究会，张仃被聘为研究会美术顾问，负责鲁迅著作出版设计与绘制鲁迅肖像等，张仃的人生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这一时期，张仃中止了漫画创作，另一方面的艺术潜质却得到了充分展示。组织上安排他为延安大生产运动成果设计展览，对张仃来说，这是一项全新的工作，他以新颖的艺术设计和独特的美学思想，对延安军民的生产成果进行了完美展示，展览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受到在延安的中央领导和边区军民的一致好评。这令当时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和记者团非常惊讶，他们说想不到在陕北这么贫瘠的地方，竟有这样时尚的展览，这在大后方重庆也是没有的。
    为给延安的文化人提供一个交流聚会的场所，上级要求张仃把一间废弃的房子设计成作家俱乐部。由于物质极端贫乏，他就地取材，用当地老百姓筛面用的箩、编炕席的苇子和能找到的土布、毡子等材料进行环境布置，他在墙上挂上一盏盏壁灯，还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个小酒吧台…… 张仃设计的作家俱乐部非常前卫，不仅吸引了延安的艺术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也成了这里的常客。他为青年艺术剧院设计的山门同样十分摩登。他的老朋友艾青感慨地说：“张仃到哪里，摩登到哪里。”可惜由于条件所限，张仃的这些创造，除了留下几张照片，已很难找到别的资料了。
    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张仃跟随部队千里跋涉，到达东北，担任《东北画报》总编辑。后奉命来到北平香山，编辑《解放战争三年战绩》。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遵照中央要求，张仃为新中国设计全国政协会徽，担任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的设计装饰工作，参与中南海勤政殿、怀仁堂的改造工作。他以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进行实地考证、查阅资料、请教老艺人，圆满完成了每一项任务。
    之后不久，张仃就投入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工作，他带着对新中国的深厚感情，全身心地投入设计。经过苦苦思索，他大胆提出了把天安门作为国徽主体的艺术设计，他认为天安门既是五四运动发源地，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之所在，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他的这一创意经全国政协国徽设计组讨论通过后上报到中央，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支持了张仃的设计。国徽方案进一步完善后通过了中央政府审查，由毛泽东主席签署命令正式通过。张仃到北京前门外找到一位木雕师傅，雕刻出了新中国的第一枚国徽。1950 年国庆一周年前夕，他带领工人将这枚国徽悬挂上了天安门。对于这段历史，张仃很少提及，即便有人问起，他也总是谦虚地说，“国徽的设计完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的贡献只是提出了以天安门为主体。” 结下中国绘画史上的一段“焦墨缘”
    “文革”中，张仃遭受了巨大磨难。造反派用他的绘画举办了一个“黑画”展，给他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批判。之后，又把他下放到河北获鹿县的军队农场劳改，接二连三的批斗和打击，使他的头发全白了。1974 年，张仃被暂时从农场放了出来，回到北京时，他才发现偌大的北京城已经没有他的容身之地了，他只好在香山樱桃沟找几间废弃的农舍作为栖身之处，一代艺术家陷入极度的苦闷与彷徨。
    这时候，他想到了 1954 年从荣宝斋购藏的《黄宾虹焦墨写生册》，由于这本册页大小和毛主席语录一样，张仃揣在怀中一直带在身边，才没被造反派抄走。册页中那些老辣率意的焦墨山水，特别对张仃的心思。让他躁动的灵魂感到了安静。没有人会想到，就是这本小小的册页，结下中国绘画史上的一段“焦墨缘”，使焦墨山水这一画种在当代中国得以传承和弘扬。此时的张仃再次找到了生命的支点。窘迫的生活，使他连创作用的纸笔都成了奢侈品，他只好去向村里的小学生借了一管秃笔和一方破旧的墨盒，买回一些小学生用的元书纸，开始了焦墨画创作。他注重从传统中汲取营养，也善于向当代山水画大家学习借鉴,还喜欢带着问题到自然中去，在创作实践中寻找答案。这是一段炼狱般苦难的人生岁月，但也是张仃潜心修行的日子，他用心中的山水世界温暖着冰冷的心。
    张仃对自己认准的东西，就会执意坚守下去，无论外界给他施加多大压力，他都不会轻言放弃。为焦墨画创作，他不顾年迈，坚持带着一个本、一支笔、一个小马扎、一根拐杖在夫人灰娃的陪伴下登山写生，20 多年来足迹踏遍了名山大川。有一年冬天，他不顾零下 20 多摄氏度的寒冷天气，坐在无定河岸边一画就是半天，人都快冻僵了还不肯停笔，夫人灰娃只好用大围巾把他的头包起来，站在风口上用身体替他挡风，看看不行，又给他套上一个塑料袋保温，张仃直画到尽兴才肯离开。
    1981 年张仃来到新疆，他被戈壁滩上大片的古树林深深吸引，古老的胡杨林因风霜雷击，岁月侵蚀，巨大的树干四分五裂，伤痕累累，在绵延荒凉的戈壁滩上，却依旧倔强抗争着、生存着，当春天来临的时候，依旧用生命的绿色装点春天。眼前的景象使张仃深深震惊了，这位历经磨难而顽强存活下来的艺术家，从胡杨树想到了历经苦难却依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想到了自己在困境中依然坚守的艺术追求，这些大树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他顾不得休息，投入忘我的创作之中，一幅长长的焦墨山水画《巨木赞》就这样诞生了，这一巨幅作品成为他重要的代表作。
    以感恩之心回报社会
    作为一代艺术大家，张仃的画作已经达到了数万元一平尺的高价，但他在体力精力都还充沛的时候却突然停止了绘画，这在当代画家中是十分罕见的。对此他解释说：“我画山水画的灵感是从大自然中获得的，看山就像朝圣，不被山水感动我不画。现在年龄大了，不能去山里了，我自然要放下画笔。”从此，张仃把自己的创作兴趣投放到了研习书法上，每天笔耕不辍。
    2005 年 5 月，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到清华大学访问。清华大学向宋楚瑜赠送了 3 件礼物，其中一件就是张仃的书法作品。张仃考虑到黄遵宪先生曾在清华大学学习，也曾在宋楚瑜家乡湖南省推行变法维新，2005 年又是他逝世百周年，就以小篆书法书写了黄遵宪有感于山河破碎、期盼祖国富强统一的一首诗，这件作品受到宋楚瑜的格外喜爱。
    2006 年，温家宝总理去医院看望国学泰斗季羡林先生时，季羡林向温总理透露正在创作一首《泰山颂》，以表达一代学人对中华盛世的赞美。季羡林在病榻上完成这首诗后，有关方面请张仃书写，张仃经过数日精心创作，一幅巨大的篆书作品呈现在了人们面前，现在，这件两位大师的合璧之作已铭刻于泰山之石。
    张仃是个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的人，对自己的艺术成就很少谈及，媒体上门采访，他也常常会轻描淡写地说：“我不记得了。”即便如此，他近 80 年的艺术成就，还是受到了各方面的高度关注，中国美协漫画艺委会授予他“中国漫画金猴奖”荣誉奖，中国老教授协会授予他“科教兴国贡献奖”，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授予他“中国工艺美术终身成就奖”，中国文联和中国美协授予他 “金彩奖”，国家文化部授予他第一届“造型表演艺术创作成就奖”……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为表彰他的艺术成就，设立以张仃名字冠名的奖学金，张仃深情地说：“我做得很不够，像齐白石、黄宾虹他们，都比我成就高，但他们都没有享受我这样的待遇，我感到很惭愧，我还要继续努力。” 张仃始终认为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应该用手中的画笔，为国家、为民族做事。对于各种社会慈善事业和公益活动，每次都热情参加。他先后向中国美术馆捐赠艺术作品 138 件，向故乡辽宁博物馆捐赠作品 40 件，今年 4 月 28 日，张仃坐着轮椅来到故宫，向国家捐赠了 10 幅书画作品。他说：“艺术家应该有良知、有责任感，应该为社会大众做榜样。”
    毕竟岁月不饶人，张仃的身体不再像从前那样硬朗了。今年 9 月 21 日，他因病再次住进了医院，幸亏家人和医院抢救及时，才被再次救治过来，现在正在缓慢地恢复之中。在当代艺术界，像张仃这样的艺术老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多少人都在心中为他祈祷，希望上苍为中国艺术界留住这道难得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