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振--2007当代油画邀请展”学术研讨会纪要

    由深圳美术馆主办的“共振——2007当代油画邀请展”于2007年4月30日下午3点在深圳美术馆拉开帷幕。下午4点，此次展览的学术研讨会在深圳美术馆展厅中厅召开。会议由深圳美术馆艺术总监、本展策展人鲁虹主持。深圳文化局副局长徐明启、深圳美术馆馆长宋玉明、石家庄当代艺术馆艺术总监及本展策展人冀少峰、雅昌艺术网总编吴鸿、《当代美术家》主编俞可、《大艺术》执行主编陈默、《湖北美术学院学报》主编杨维民等人出席会议并发言，参加本次研讨会的还有本展参展艺术家方少华、石磊、李邦耀、肖丰、杨国辛、徐文涛、袁晓舫、郭正善、魏光庆、深圳艺术家、以及来自中国美术批评家网、《美术报》和深圳媒体的代表。

　　会议对本次展览的学术价值作出了较高的评价，认为本展通过分片举办油画邀请展的方式，择取武汉和广州两大艺术重镇来对当代艺术进行地域上的的梳理，是非常有意义的。与会学者肯定了“八五新潮”以来武汉一批艺术家积极活跃的艺术创作和他们推动当代艺术发展的影响力，并就艺术创作的心态问题、艺术创作的媒材和观念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鲁虹(深圳美术馆艺术总监)：首先，我对各位参展艺术家、嘉宾的到来以及各位对“共振——2007当代油画邀请展”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在讨论之前，我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次展览还将在石家庄当代艺术馆及新建的湖北美术馆展出，以产生持续性的影响，希望各位继续关注。

　　宋玉明（深圳美术馆馆长）：此次“共振——2007当代油画邀请展”的参展艺术家由广州与武汉两地的油画艺术家构成，这批艺术家中的大多数人都曾经生活于江城武汉。伴随着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大潮，他们中的一部分由长江之滨迁至珠江之畔，但共同的文化背景和艺术的交流与追求，让他们的艺术表达传达出共同的旨趣，而“共振”就成为他们之间艺术共性的最好注解。然而在今天的信息化时代、全球化的格局之下，广州与武汉两地艺术家之间这种“共振”关系的形成就不仅仅是他们基于个人生活经历的互动，其中更多呈现出的是中国当代油画艺术的发展特性。这种“共振”关系还表现为架上油画艺术与各种新艺术之间的“共振”，艺术与现实社会文化生活的“共振”，中国文化艺术与西方当代文化艺术之间的“共振”以及与艺术学与社会学、文化学之间的“共振”等等。此次展览是深圳美术馆举办的系列当代油画展之一，今后深圳美术馆还将继续关注当代艺术，并展开相关的收藏。

　　徐明启（深圳文化局副局长）：近年来，深圳美术馆以其明确的学术定位为中心，所举办的系列当代油画展和积极展开的收藏工作，对当代艺术发展的推动作用和探索成就大家有目共睹。本次展览所邀请的艺术家早期都在武汉工作生活过，特别是在“八五新潮”时期，湖北艺术家群体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史上起到了巨大的影响作用。本次展览作为一次具有学术价值的梳理，将这批有着共同文化背景的艺术家当前的创作面貌呈现在我们眼前，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创作虽特点鲜明、风格各异，但仍有着某种共通性，这也是本次展览以“共振”为名，将武汉和广州两地艺术家组合在一起办展的意义所在。

　　冀少峰（石家庄当代艺术馆艺术总监）：策划这个展览期间，我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我认为当代艺术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从美术馆走向博物馆，因此深圳美术馆举办系列当代油画展创建的学术品牌，如 “观念的图像”、“图像的图像”、“居住在成都”、“缘分的天空”、“嬉戏的图像”等展对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学术梳理是非常有价值的，同时与之相关的收藏也为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积累了无尽的文化财富。

　　吴鸿（雅昌艺术网总编）：我认为深圳美术馆所举办的中国当代油画一系列展临，一方面从图像学的角度对中国当代油画的演变历史进行时间上的梳理，另一方面，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呈现不同地域文化的特征，这对艺术发展脉络的呈现是非常有益的。

　　杨维民（《湖北美术学院学报》主编）：这次展览与武汉这一地域概念有着不可割舍的渊源。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在“八五新潮”时期，武汉作为当时的艺术活跃地区，有着一大批在当时产生了积极影响的艺术家，这批艺术家在后来，一部分北上，一部分南下，也有一部分留在本土继续他们的创作，推动着本土的当代艺术发展和艺术教育。在今天，他们的创作虽然各有特点，但由于相同的文化背景使他们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有其共通性，从而由共振产生共鸣，这次展览很好地抓住了这一特点。

　　俞可（《当代美术家》主编）：我认为我们这次研讨会的召开模式应该转换一下，除了批评家、策展人的发言外，艺术家也应该多谈一些自己的创作理念，以便艺术家和批评家之间展开积极的讨论和广泛的交流。

　　刘子健（深圳大学教授）：首先我非常赞同杨维民的看法，另外我还想谈一下我的个人想法。当年我在武汉曾与一半的参展画家同一寝室，对这批艺术家的成长非常熟悉。92年左右武汉的一大批画家都南下到了广州，而这一现象在其他地区是不曾有过的，所以这一问题本身也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对于美术史研究也是很有意义的。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这批湖北画家在89’后并未过多地受到市场的影响，而是专注于技法的探索和理论的钻研，从他们的画面中我们看到是对艺术的执着，而少有浮躁和功利的情绪。这种显著的特点在湖北当代艺术今后的发展中是应该不断延续的。

　　魏光庆（湖北美术学院动画学院院长、副教授）:深圳美术馆这几年坚持做了一系列活动，非常有见识和推进意义，在此我就不多说了。我想说的一点是，我觉得艺术家在当今的艺术创作中保持良好的心态非常重要，只有能够静下来好好思考的艺术家才是好的艺术家，现在年轻的艺术家受市场的影响较大，在创作中普遍存在浮躁的情绪。所以，我觉得媒体、批评家一定要把握住评判艺术的标准，否则会对当代艺术带来不好的影响。作为在武汉发展的艺术家，我认为武汉的创作环境的优势在于干扰少，很适合潜心钻研与创作，但是，艺术家也应该保持对社会的敏感度，把握好这个尺度对于艺术家的创作是非常有益的。此外，我还想谈到的一点是，就我前段时间赴美国考察的亲身经历来说，我感觉到西方的架上绘画较之以前已有力不从心之感，他们对各类新媒材都积极尝试，观念也很新，但是技法相对弱势。相反中国因为对传统架上绘画的长期坚持而备受西方的关注，这也是很正常的。

　　俞可（《当代美术家》主编）：深圳美术馆举办的系列当代油画展对当代艺术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此，我想将前不久所举办的英国“余震展”与本次的“共振展”做一下类比，我认为中国艺术家在80年代所充当的是革命者的角色，起到了推动艺术史发展进程的作用，而随着波普元素的注入，观念、图像的运用，使艺术家的创作更为自然与纯熟。但是，通过对“余震展”和“共振展”的艺术呈现方式上的类比，我有这样一个疑问：像这样以架上绘画为主体的展览是否显得过于单一？随着波普元素的注入，观念、图像的运用，架上绘画在文化的扩张上是否力不从心？在诸如卡塞尔文献展、威尼斯双年展这样的国际展览中，架上绘画的比例非常低，而在我们国内的展览中架上绘画的比例却相对高出许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艺术家整体上对传统媒材感兴趣的局面，我们又如何在这种局面中寻求突破，是我们不可回避的问题。我想造成这样一种局面的原因之一可能在于架上绘画便于收藏。而随着架上绘画表达观念的局限性日益明显化，我觉得越来越多的艺术家会采用其他的方式来呈现其创作观念，我也希望将来艺术的呈现方式更加多样化，能够更好地表达艺术家的思考。

　　肖丰（华中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教授）：我认为波普元素的注入，对中国艺术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是中国艺术家作为一个共同体，有其内在的张力，中国人是否有自己的方式来呈现自身的艺术，这是一个民族自觉的问题。对于中国艺术家来说，对西方艺术的模仿实际上只是一个借鉴过程，关键在于如何在借鉴过程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而在寻找的过程中，我们的价值和作用就在于为后来的艺术探索者作了铺垫工作，在历史中必然有其意义。

　　李邦耀（华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对于艺术家来说，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在此，我想引用米兰•昆德拉的一句名言：“历史没有终结，只是新的历史的开始。”不同时代面对的文化问题不同，决定了语言方式和我们要解决的问题的不同。80年代，我们面对的是宏观的生命问题；90年代，我们通过波普艺术来反映微观的大众文化问题。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发展，架上绘画较之以前已经灌入了越来越多观念性的东西。可以说，我们在使用某种语言的同时，随着时代问题的变化，这种语言已经在悄悄地发生改变了。所以我认为，媒材永远只是工具，这种工具是否与自己的方式结合得好才是最重要的，媒材是不能成为判断前卫与否的标准的。在今天，新的媒材不一定就是好的，平面并不等于不前卫、不当代。艺术创作中，语言并非最重要。艺术不能停留在画面表层——画好看的基础上，重要的是表达观念、说明问题、关照当下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艺术家虽然不能即时解决问题，但是他通过创作在公众生活中产生的影响，引起社会舆论和思考，这就是尽到了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社会职责。我对俞可提出的问题思考之后，我有一个疑问：艺术家长久使用一种媒材，对其具备了特殊的敏感性，那么为了转换方式而转换是否是明智的、有益的呢？

　　杨国辛（华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其实在当下的架上艺术创作环境中，艺术家不可避免地需要考虑到我们所讨论的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当艺术家在熟悉了一种固定媒材时，正如李邦耀所说的，艺术家已经对这类媒材产生了特殊的敏感性，那么再想要向其他的方式转换，必然会产生力不从心之感。

　　方少华（华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首先我还是要感谢深圳美术馆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交流的平台，让我们有机会聚在一起讨论这样有意义的话题。我个人认为，关于杨国辛所提到的这种力不从心之感，我想在座的各位艺术家应该都有所体会。既然大家已经认识到问题的存在，那么如何解决就是我们需要认真探讨的，也是我们在艺术实践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陈默（《大艺术》执行主编）：我想说的是我们通常强调的油画、水彩、国画的门类之分其实并无必要，媒材只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而永远不能代表思想，作品是否具有当代性关键取决于作品本身的立场。不管艺术家选择哪种媒材，其作品自身呈现的内涵才是最具说服力的。另外，从目前的情况来说，像“798大山子艺术节”这种体制外的艺术活动以及像深圳美术馆这样官方性质的当代艺术展都蓬勃发展，所以当代艺术发展至今，关于体制外或体制内的讨论也可以停歇一下了，因为当代艺术的发展趋势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鲁虹(深圳美术馆艺术总监):我认为刘子健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栗宪庭多年前的学术论文《重要的不是艺术》的一种补充。如果我们在今天反过来谈重要的是艺术，那么艺术所强调的应该是观念的表达与技术的精到。关于媒材问题，以我在芬兰看到的“人与自然”展为例，该展览的作品材料丰富，尝试了许多的新媒材，并且体现出材料对思想的延伸。而近的年的一些展览虽然使用了新媒材，却根本看不到观念的表述，纯粹是新的形式主义。所以使用新媒材的作品不一定就是好的或当代的作品。

　　会议最后，由石家庄当代艺术馆艺术总监、本展策展人冀少锋对会议进行总结，他再次肯定了深圳美术馆举办的一系列当代油画展的学术价值，并且表示了对各方面的感谢，希望5月28日“共振展”在石家庄当代艺术馆再次开展时，大家能够前去参观。